页面载入中...

当前位置:主页 > 教育 > 历史 >

毛远新捅邓小平软刀子:利用死人来压活人

毛远新是1941年2月14日在新疆迪化(今乌鲁木齐市)出生的。母亲朱旦华临产去医院那天,担任新疆省财政厅厅长的毛泽民,因为忙于工作未能陪同前往。一周之后,毛泽民决定给孩子取名“远新”。他意味深长地说:“中国革命任重道远,孩子是在新疆出生的,我看叫远新挺好的。”
  小远新长到1岁半的时候,军阀盛世才转向反苏反共的立场,新疆的局势急转直下。1942年9月中旬,盛世才下令将中共派在新疆的重要干部陈潭秋、毛泽民、林基路等百余人,先是分开软禁,继而投入监狱,最终将陈潭秋、毛泽民等人杀害。一直无法得到毛泽民确切讯息的朱旦华,抱着小远新,天天思念着丈夫。这种深深的思念和担忧伴随着她在监狱中度过了艰难的三年半时光。1946年,在党中央的大力营救下,被国民党新疆反动当局关押的100名共产党人及20多个孩子,历经艰辛回到延安。
  5岁的小远新已经懂得很多事了。他瞪着大大的眼睛对朱旦华问:“妈妈,叔叔们都说我的大伯叫毛主席,他是什么样子?长得和爸爸一样吗?”朱旦华对于孩子这样的发问怎样回答呢?小远新两岁不到,毛泽民就被捕入狱,对父亲的鲜活模样,已经难觅踪影了。但孩子的提问总是要作答的,于是她告诉小远新:“毛主席是你的亲大伯,他和你爸爸长得很像,你看了就知道。你等着吧,大伯一定会让你去见他的。”
  朱旦华心中的那种盼望,终于成为事实。7月中旬的一天,吃过晚饭后,中央军委保卫部的一名干事,将朱旦华母子接往王家坪毛泽东的住处。这是朱旦华与毛泽民结为夫妻后,第一次以弟妹的身份去见毛泽东,心情不由得既紧张又兴奋。
  陕北的夏天,吃过晚饭天边还布满半空的余晖。朱旦华牵着小远新来到王家坪,老远就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在窑洞前的一棵树下等候着,他就是毛泽东。毛泽东在看见了朱旦华母子后,大步上前,伏下身子,一把抱起小远新,动情而大声地说:“噢,润莲的儿子,我抱抱,大伯抱抱!”
  朱旦华赶紧对儿子说:“快叫大伯,叫大伯!”
  由毛泽东紧紧抱在怀里的小远新,一点也不认生,甜而脆亮地叫了一声“大伯!”叫完后,表现出一般小孩所不具备的大胆和灵性,稚声稚气地问:“大伯,你怎么有毛主席和毛泽东两个名字呢?”
  毛泽东听得乐开了怀,哈哈地笑了。
  把朱旦华让进窑洞,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朱旦华回到延安后的主要情况,还问及了新疆方面的若干情形,就是没有一句涉及到毛泽民。毛泽东是怕重提弟弟的牺牲会引起弟妹的悲痛?还是到目前为止对毛泽民的生还抱有一线希望?抑或是二者心情兼而有之?就是朱旦华心里也明白在这种时候提到泽民,会引起哥哥的感伤。两人一个是手足之情,一个是夫妻之情,都在这样的场合下避免谈到毛泽民,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他们之间的心头悲伤和兄弟深情!
  这天是农历6月16日,月亮向大地洒下如水的光华。明亮的月光下,朱旦华发现毛泽东显然心里处在伤感之中。她强烈抑制着自己的感情,将小远新叫过来,对他说:“孩子,大伯还有工作要忙,我们以后再来看大伯。”
  毛远新听话地向毛泽东作了道别,只见毛泽东忽然招手把他叫过来,半蹲着身子抚摸着侄子的头,连连点头而道:“你这伢子,我喜欢,以后多到大伯这里来!”
  朱旦华从毛泽东的有些发硬的话语中,听出了一种别有的深情。她努力地调整自己的情绪,上前拉过小远新,在毛泽东的目送下走出窑洞。
  毛远新住进了中央机关托儿所,与一批高干孩子一样享受到供应标准比一般干部还要高的供给制,同时开始接受文化教育。
  相距8个月之后——1947年3月,随着国民党胡宗南部23万军队对延安的大举进攻,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。中央机关托儿所的孩子们也被有组织地撤走。
  在中央妇委秘书处工作的朱旦华,这天下午正在住处收拾行装,毛泽东的警卫员来了,要她到王家坪去一趟。朱旦华跟着警卫员来到毛泽东家居住的窑洞,江青也在收拾物件。毛泽东听见了她们的说话声,从工作的窑洞中走出来,与朱旦华说了一番话,问了问小远新的情况,就进窑洞去了。江青拿出一条淡红色的机织毛毯对朱旦华说:“旦华,这是润之盖的,润之叫送给远新,特意要你来拿一下。”
  朱旦华马上想到:在延安一床机织毛毯是很贵重的,何况毛泽东正在盖用,于是回道:“这毛毯远新不能要啊!”
  “这是润之决定了的事,也是我们对孩子的一点心意。”江青说。
  朱旦华蓦然明白了:几个月前,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已正式通知中共中央:陈潭秋、毛泽民等人已在盛世才的狱中牺牲。毛泽东欲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弟弟的绵长思念,但他不忍心触动那悲伤的心灵,所以悄然离开,由江青转交毛毯。朱旦华想到这里,不觉眼睛湿润了,她双手颤动地接过毛毯,回了一句:“我这就送到远新那儿去。”
 
从清华园到哈军工
  1949年7月毛远新随母亲和继父——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从北京来到南昌,住在供给制的八一保育院,由保育院送到一所小学读书。到抗美援朝发生后,已经会唱《志愿军战歌》的毛远新,多次缠住母亲要到北京去读书,长大后好参军打美国侵略者,还说北京育英小学的男同学长大后都要参军的,自己和那里的同学、老师是怎样地要好,现在弄得他一个人在南昌上学,一点也不好。这就是他要回北京的理由。
  儿子老是吵着要到北京上学,朱旦华亦感到为难。1951年9月,她赴北京参加全国妇联工作会议,同时带上了毛远新。康克清一见到毛远新,就心生喜欢地拉过他,问长问短,又对朱旦华说:“你开会带着孩子多不方便,我把他送到他大伯那儿去。”当晚,康克清回中南海就把毛远新带到丰泽园。毛远新见到李讷就有一种姐弟的亲热,两个孩子在毛泽东身边燕子似地穿来跑去,叽叽喳喳闹个不停,无形中把毛岸英朝鲜牺牲后笼罩在丰泽园的压抑气氛打破了。
  全国妇联的会议结束后,朱旦华来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,言谈中讲到:毛远新老是吵着要在北京上学。毛泽东听后未加任何思索,回道:“伢子要在北京读书,这好嘛!”说完,他大着嗓门叫了一句:“远新,你过来!”听到喊声的毛远新来到伯父面前,毛泽东问他:“你想在北京上学,是吗?”毛远新一听嘟起嘴回道:“我本来在北京读书的嘛,干吗要搞到南昌去?”毛泽东点着头,“嗯”了一声,随即想到什么,爱抚的目光落在侄儿身上:“在我这里就像温室的花朵,跟你妈妈在江西可以说经风雨见世面,你晓得吗?”
  毛远新反应灵敏,马上大声“抢白”说:“大伯,我不住你这里,住到学校去,怎么是温室里的花朵呢?”
  毛泽东听了侄儿这番体现个性的回话,非但不怪,反而被逗得哈哈大笑,点头赞道:“说的有道理嘛。”
  在一旁的江青,已经从毛泽东的笑声中有所感悟。这是自从毛岸英在朝鲜牺牲以后的时间里,她头一次看到毛泽东愉怡而笑,顿时感觉到毛泽东是非常喜欢侄儿的,毛远新留在北京上学,对毛泽东的心情改善很有利。江青想到这里微笑着说:“远新愿意在北京上学,就让他在北京读吧。”毛泽东见江青也欣然应允,更是高兴,一把拉过远新,继续同他说话。
  留在北京读书的毛远新,很快地成了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名成员。毛泽东夫妇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。凡是穿的用的,只要李敏、李讷有,就少不了毛远新的。毛泽东每次外出,不管到北京近郊还是北戴河,或是更远的外地,都要带上毛远新,让这个长得蛮俊气的少年跟在身边。在很多的场合,毛泽东将毛远新视如己出的抵犊深情,是那么真挚地流露出来。李敏、李讷姐妹俩和刘思齐,亲热地给毛远新起了个“小豆豆”的外号。毛远新偏不服小,老是说自己只比李讷小半岁。而李讷就提出跟他比高矮,气得毛远新噘起嘴:“才不跟你比呢。”在一家人的融融亲情中,得到了毛泽东特别关爱的毛远新,幸福健康地成长着。从1951年9月起,毛远新在大伯的身边读书9年有整。
  毛远新于1954年在育英小学毕业,被保送到北京101中学读了6年。在这所高干子弟中学,毛远新一直是学生中引人注目的角色。他的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优秀,组织能力也很强,因此总是担任班长、少先队大队长。毛远新有着爱好体育运动的活泼性格,喜欢踢足球,还能够在校乐队吹长号。更让毛泽东欣慰的是,他还在高三就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。
  以毛远新的家庭出身和“又红又专”的政治标准,1960年下半年,他高中还未毕业就被组织上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。“哈军工”是50年代初由苏联帮助我国建立的尖端军事学科最高学府,不少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女都在该院读书。能够进入“哈军工”,是个莫大的荣誉。毛远新回到中南海,有些得意地将消息告诉大伯。不料毛泽东听后看了侄子一眼,不以为然地说出一句:“你上哈军工是国家保送的,算什么本事?有本事自己去考嘛。”毛泽东的话激发了毛远新的一股心劲,暗自说一定要考取能与哈军工齐名的名牌大学,于是当着毛泽东的面说道:“那我自己去考!”结果,毛远新参加了高考,并以优异的成绩被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录取,可谓名校名系。毛泽东知道后这才点着头高兴地说:“唔,这才像润莲的儿子!”
  毛远新当初被保送到哈军工上学,该院的院长陈赓大将是知道的,开学后又听说毛远新没有来,陈赓不免有些遗憾,心里记住了这件事情。
  1961年元月期间,毛泽东赴广州主持会议,又带上毛远新到了广州。毛远新在广州碰上好几个北京101中学的同学,他们多数是哈军工的学生,大家都热切地鼓动毛远新到哈军工读书。大道理是国家科学事业的需要,小道理是同学之间的情谊。众人七说八说让毛远新动心了,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还为毛远新出主意:“你考上了清华,实力不成问题,就向你大伯提出转学嘛。”在一次毛泽东关心地问起毛远新在清华的情形时,毛远新趁机提出了转学的问题。毛泽东知道侄儿能考上清华,转到哈军工也可以,便慈爱地望着毛远新说:“不晓得陈赓要不要你?”毛远新一听高兴地说:“你同意了就好说!”后来,当陈赓得知这件事后,立即回话说:“清华的高材生,当然欢迎,进哪个系由他挑。”
  就这样,毛远新在清华无线电系读了一个学期,又转学到哈军工导弹无线电控制系,学的都是无线电专业,基础课程是相通的。
  进了哈军工的毛远新发现自己的转学选择无意间“走对”了一步。当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,粮食供应紧张。他在清华的粮食定量是每个月32斤,而到了哈军工的定量是43斤。
  毛远新在哈军工的学习成绩依然很好,在全系成为全面发展的佼佼者。尤其他在各种劳动中具有不怕累不怕脏的精神,就是扫厕所掏粪沟也肯吃苦。因此,毛远新每个学期都要获得各种奖状。寒、暑假时,他把这些奖状带回北京,给毛泽东看。毛泽东虽然心里满意,嘴上却说:“这些都是形式主义的东西,没有多大用,还不是5分,应该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上得5分。”
  每年的寒假和暑假,毛远新都回北京,住在丰泽园。毛泽东只要外出,就把他带在身边。
  1965年12月,在黑龙江巴彦参加了“社教”运动的毛远新,回到哈军工提前毕业。毕业证书上写的是“李实”的名字,这是毛泽东于1965年7月为他取的。毛远新毕业1个多月,按照常规像他这样的优等生要被分配到研究单位的。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,毛泽东问起侄儿的分配去向,摇着头说:“年轻人不吃苦怎么行?才从学校出来,又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,不了解工人,不了解农民,不了解士兵,怎么行?你从军事学院毕业,应该当兵去!”
  毛泽东发了话,毛远新怎能不遵照执行。哈军工根据毛泽东的意思,将毛远新分配到空军部队。空军司令吴法宪见毛主席的侄子到空军来,当然求之不得,内定毛远新在空军司令部担任参谋。这情况被毛泽东知道了,大伯对侄儿说:“当兵不吃苦怎么行?当参谋是吃不到苦的。”这话传到了吴法宪耳里,吴法宪这才决定让毛远新到空军高射炮兵某师去当战士。
  毛泽东知道了这一情况,才满意地对侄儿说:“到连队当兵,这才对头。这件事要让你妈妈知道。”1966年1月下旬,毛远新穿着崭新的军装告别毛泽东,离开中南海,前往南昌看望母亲朱旦华。
  毛远新在南昌看望了母亲,由方志纯安排上了一趟井冈山。听说大伯正在湖北南巡,他又来到武汉向毛泽东辞别。看到侄儿到来,毛泽东甚为高兴,似乎有很多话要对他说。把手一招:“你去部队要路过湖南,跟我一道走,回韶山一趟。”毛远新登上了毛泽东的专列,列车在离长沙不远的大托铺停下,毛泽东将慈父般的目光落在侄儿身上:“你替我到家里去看看。”
  毛远新奉命代访故里。这是他头一次回韶山,按照伯父的意思也没有通知湘潭和韶山的地方政府,是由省委接待处派车从长沙乘轮渡过江,于晌午到达韶山。毛远新看了老家的故居,拜访了村中的几位同宗老人,下午3时乘车返回。谁知到了湘江边,恰逢风雨交加,轮渡停开,毛远新只好折回韶山在招待所住了一晚。
  毛远新于次日绕道湘潭回到长沙,向毛泽东报告在韶山的所见所闻。伯父听侄儿讲到湘江被阻,开心地大笑起来,手指毛远新说:“祖宗有灵,你不住一晚就想跑,那不行呢,还是乖乖地给我呆一晚上。”毛泽东对侄儿那种宠爱而又亲和的父子般深情,淋漓尽致地得以表露。这天晚上,毛泽东在住房里同毛远新聊谈到深夜才休息。
  从1966年2月下旬起,毛远新在驻广西的空军高射炮某部服役了半年多。同年8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,通过了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》,毛泽东主席又作出了“不要工作组,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”的最高指示,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。
  这时候的毛远新,决非一个普通的空军战士所能相比,在他身上已经具备着很大的政治能量,他的所言所行,是令人刮目相看的。早在1964年,即毛远新还在哈军工上学的时候,毛远新就曾成为毛主席的传言人。这年暑假毛远新回到北京,由伯父带着到北戴河,在一次游泳当中,伯父与侄子作了一番关于大学生参加阶级斗争的谈话。开学回到哈军工后,毛远新向院长、政委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哈军工教职员工全部下乡搞“四清”的指示。院长与政委还向毛远新问:“毛主席还讲了什么?”毛远新又将北戴河毛主席的谈话讲了。哈军工党委很快地将毛远新的传达整理成材料,上报给国防科委,国防科委又形成文件下发。不久,毛泽东“大学生要参加阶级斗争”的指示在全国各大院校得以实行,哈军工的毕业班学生最早奔赴农村参加“四清”运动。
  犹如暴风骤雨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后不久,毛远新从空军部队又回到了哈军工,在学院率先组织了“红色造反团”。有毛远新的特殊政治背景,造反团的势力迅速扩大,校外许多社会上的造反派组织,纷纷傍上了毛远新,不久以哈军工的红色造反团为核心,组成了规模极大的造反派联合组织——黑龙江红色造反革命委员会,毛远新成为头头。
  1967年5月,毛远新回到北京,向毛泽东汇报了东北的局势,毛指示他要多留意辽宁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进展。红卫兵组织将这次谈话整理成《毛主席与侄子毛远新的谈话》,广为散发。这样,毛远新的政治影响更大了。不久,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,年仅27岁的毛远新担任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、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、辽宁省区政委等要职。
  政治上崭露头角的毛远新,在1973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中,为了配合江青一伙向周恩来发难,制造了震惊全国的“交白卷”反潮流事件,将考试中交白卷的张铁生当成一块“有棱有角的石块”砸向周恩来林彪事件后的纠左势力。毛远新的这一举动深得江青的赏识。
  在1974年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,业已升任为沈阳空军部队政委、第一书记的毛远新,与江青一伙紧密配合,在华北农大搬迁等事情中,将暗算的矛头指向周恩来。毛远新还别出心裁地在辽宁搞了一个“哈尔套赶大集”的经验,以此颂扬“文化大革命”。这个所谓的“社会主义大集”在辽宁持续了两年多,给农村经济和党的声誉带来严重的损害。
  毛远新的一系列“惊人之举”,给自己赢得了丰厚的政治资本,这里面的关键是毛泽东对于他的那些做法予以了肯定,作出这样的结论:“远新还是有一些理论功底的,虽然比不上春桥、文元、但是,比起有些人来是强多了。他在基层很有一套宝贵的经验,这正是我们中央的某些老爷们最缺乏的。”毛泽东的这一番话,无疑成为罩在毛远新身上熠熠闪亮的光环。
  1975年春节过后,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化,根本无法外出活动或主持会议听取汇报。他决定选择一个自己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。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重要角色,当然非毛远新莫属。从此,毛远新成了发布“最高指示”的代言人。而比这更为显赫的是,举凡包括中央政治局在内的所有需要反映到毛泽东那儿的事情,均由毛远新代为传达,他在毛的面前怎样汇报,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毛泽东的决策。
  毛远新在特殊时期担任特殊的角色,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。问题是享有这一殊荣的毛远新,其政治立场一头歪在江青的一边,完全受到了江青的指使。江青及其“四人帮”利用毛远新特殊的地位,对复出后领导全面整顿的邓小平进行一再的打击。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所作的多次歪曲事实的汇报,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。毛泽东最忌讳的是否认“文化大革命”,而毛远新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向邓小平捅软刀子。“天安门事件”发生后,毛远新在向毛泽东递交的书面报告中写到:“去年邓小平说'批林批孔’就是反总理,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,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。近几年邓小平名声不好,就抬起总理做文章,利用死人压活人……”
  毛远新口袋里经常性地装着一个精制笔记本,这是一个装着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“宝葫芦”,只要他拿出笔记本传达什么,任何人都得遵照执行。如此权势遮天,难怪毛远新曾对亲信骄横地说:“我只要搞出主席的几段话,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。”在毛泽东逝世前的八个月当中,中央政治局的每一次会议,第一项内容就是由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,所有与会的政治局委员、候补委员以及列席者,都只能恭敬聆听。在讨论时只能按“最高指示”作出办理。
  作为“文革”后期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,毛远新参与了“四人帮”的一系列阴谋活动,受到江青等人的支使,做下了许多掩盖真相而左右毛泽东决策的事情。当“四人帮”被一举扫除之际,毛远新的被隔离审查是必然的。
  毋庸讳言地说,毛泽东对于毛远新一向有着将侄比子的深情。这种情结到了毛泽东晚年更加强烈,可惜身处这样政治环境下的毛远新,没有把握好自己,而傍在了“四人帮”的身上,丧失了基本准则,从某种程度上也辜负了毛泽东对他的如子深情。

[field:needmoney/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