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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时期武汉有大象出没 曾广泛分布在中国腹地

我们很难想象,大象在中国境内曾经是很普通的野生物种,直到最近3000年,情况才发生大的变化,它们从北方退回到淮河以南。到公元第二个千年开始时,大象已经只能在南部活动,20世纪后半期,更是小范围集中于西南部。
 
  英国学者伊懋可编著的《大象的退却——一部中国环境史》新近推出中文版,详述了大象在中国的“退却之路”。译者之一的王玉山告诉记者,就在北宋时期,黄陂境内还有野生大象频繁活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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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象曾经广泛分布在中国腹地
 
  4000年前,大象出没于后来成为北京的地区,以及中国的其他大部分地区。今天,在中国境内,野象仅存于西南部与缅甸接壤的几个孤立的保护区。大象在中国,有一个从北往南撤退的过程,这个过程与中国人口迁徙的轨迹有着惊人同步性。
 
  在商代考古遗迹中,人们发现了很多象骨。商代铸造青铜象,用于祭祀先人。这些青铜器考古表明,古代中国的东北、西北和西部地区有为数众多的大象。古典中国的演变受周朝的影响很大,很多学说和观念都在这个时期有所萌芽,孟子针对周公就说过这样的话:“尧舜既没,圣人之道衰……及纣之身,天下又大乱。周公相武王诛纣……驱虎豹犀象而远之,天下大悦。”
 
  伊懋可在书中分析,这话虽然是孟子的“时评”,但也的确勾画了公元前两千年末期黄河中下游的部分实情。
 
  人与大象的生存博弈,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,一是人类要清理土地用于农耕,从而毁坏了大象的森林栖息地,二是农民为保护庄稼免遭大象踩踏,驱杀大象,三是为了象牙和象鼻而猎取大象。中国曾衍生出世界上最顶级最繁复的牙雕业,富裕之家很多都置有象牙床,“这些既说明中国曾是众多大象的栖息地,也说明中国猎杀大象很普遍,并衍生出了很多产业,”王玉山说。
 
  北宋长江一带能见到“大象过河”
 
  长期以来,在我们湖北所属的楚地,大象是很普通的野生物种,在武汉一带的江面上“大象过河”不是很稀奇的场面。王玉山介绍,《春秋左传》、各朝的断代史都有提到大象在长江中下游活动的记载。
 
  大象需要生活在没有陡坡的温暖湿润环境,靠近水源或湿地。中国的大象主要生活在森林中,这样可以避免日光的直射。大象繁殖缓慢,通常孕育一头幼崽需要1.8年,因此在遭受屠杀而减少后,大象种群数量恢复很困难。
 
  “它们完全是凭借独特的智慧、记忆力,和超强的迁徙能力,才得以保持在长江流域的长期存在。一般四足哺乳动物很难游过武汉江面这样的宽度,但是大象可以做到。”王玉山说。
 
  《宋史》记载,公元962年,大象仍在黄陂县内出没,“藏匿林中,食民苗稼”。同一时期河北唐河县也有大象出没的记载,广东潮州则有人向官府报告:“野象数百食稼,农设陷阱田间,象不得食,率其群围行道车马,敛谷食之,乃去。”
 
  但是大象最终还是从这些地方消失了。原因何在?伊懋可的观点是首推气候变冷,导致大象从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,一路向南向西,但是灭绝的原因主要是人类的驱杀,大象的栖息地必须让位于农耕需要。
 
  战象几乎贯穿冷兵器时代
 
  14世纪70年代初,四川成都的守军曾经用大象运载全副武装的军队,以抗击明朝军队,但却溃败于敌手所用的火器。200多年后,西南部的汉人在抵抗满人时,也利用了从本地非汉人手中征来的大象,部分用于军事运输。
 
  直到1622年,人们再没听说中国有战象。
 
  伊懋可在书里指出,实际上,在中国大部分地区,圣人驱驰虎象作战的做法在公元前一千年就大多数停用了,“西南地区明清时期还用战象,更印证了大象在中国退却的历史”。
 
  “中国农业人口和大象无法共处”,一度是海内外相关研究者达成的共识,但是伊懋可发现,在岭南,在一些非传统汉族文化习俗的影响下,人们与大象的冲突不那么大。例如他发现唐代就有人记载,岭南的傣族人,“孔雀巢人家树上,象大如水牛,土俗养象以耕田,仍烧其粪。”一派人畜共生的和谐景象。
 
  王玉山引述伊懋可的话说,中国大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退却,近似反映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,以及人口和经济重心南迁的历史轨迹。
 
  大象在中国各时期分布图
 
  公元前5000年-公元前900年
 
  公元前900年-公元580年(反复不定的分部带)
 
  公元580年-公元1050年
 
  公元1050年-公元1450年
 
  公元1450年-公元1830年
 
  现今
 
  说明:除反复不定的分布带之外,在大象后来分布的那些地方早期都有大象分布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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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“人进象退”
 
  看中国农业的生命力
 
  王利华
 
  中国农史学者(包括我本人)一直认为,中国传统农业几千年来长盛不衰,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体系。近期以来,学人反思当代环境问题,也常常流露出对传统农业时代的追怀之情。然而,伊懋可教授多次跟我说,中国传统农业并非长盛不衰,经历过几次重大的升降起伏。更重要的是,帝国晚期人口压力不断增大,而长期开发导致环境破坏和资源衰竭。
 
  后来我知道,早在1993年,他就曾从环境史的角度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。
 
  与之相关的还有古代农作物施肥问题。在许多人看来,利用各种废弃物质酿肥、施肥,实行作物轮种和农林牧渔多种经营,促进有机质循环利用,不断改良土壤,是中国传统农业数千年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。一些美国和德国的中国研究专家也指出,正是采用了这些方式,中国数千年没有出现严重地力衰竭现象,土地越种越肥。
 
  就此我如获至宝,以为是中国农民独有的发明,写成了论文寄给伊懋可,他看了之后提醒我,罗马人也有类似做法。他还批评我研究任何时期的中国问题,都需要有世界眼光,进行必要的中外比较。
 
  伊懋可不轻易下简单的价值判断,比如象退人进,是好事还是坏事?他坚持的恐怕还是人本主义立场。这本书的题目是《大象的退却》,但他没有囿于只谈大象问题,他由大象写到了森林滥伐、水利系统维持的代价、中国人如何拓殖贵州、遵化人为什么长寿等等,进而写出了一本系统的中国环境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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